公司作为企业法人，其生命的终结既可能是自愿的，也可能是非自愿的。
　　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确立了由法院宣告公司法人“生命终结”的司法解散程序。
　　因此，司法解散对公司而言具有类似于“安乐死”的作用。
　　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表述是这样的。
　　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，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，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的10%以上的股东，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。
　　司法解散的实际操作难度之大，让很多人想不到就像有结婚也有离婚一样，司法解散这一公力救济的确立，无疑为解决公司经营中出现僵局时的股东退出问题，提供了除自行解散、行政解散之外的又一条救济渠道。
　　可尽管这一条款的每一个字大家都认识，实际操作的难度之大，还是让很多人想不到。
　　由此，公司司法解散也就成为新公司法自2006年实施以来，诸多公司法律论坛上的重要议题，法官、学者、律师以及公司股东、债权人等等，均对此高度关注。
　　就在不久前，成都一起小股东起诉解散公司的案件，未获一审法院支持。
　　而另一起公司股东内讧要求司法解散的官司，则在北京法院获得了支持。
　　上海法院目前受理的此类案件大概有七八件，有判决的，也有调解的，但目前还没有判决解散的。
　　输输赢赢，涉案各方自有想法，但无论面对怎样的判决结果，大家对公司司法解散制度过于笼统的不足，恐怕都有感受。
　　笼统的规定，导致在公司司法解散实践中产生难以解决的争议比如，“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”规定，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前置条件，但它是起诉受理的前置条件还是司法判决的前置条件，就有不同看法。
　　尽管大家都认为公力救济的适用，应当以用尽内部救济为前提，这体现的是对公司自治立法精神的贯彻，即尽量扩大公司自治、缩小公司管制的空间。
　　但有一部分人则认为，只要内部救济没有用尽，法院就不能够受理。
　　而更多的意见则认为，它是判决能不能解散公司的实质要件。
　　再比如，关于诉讼主体的问题，争议主要在被告。
　　被告到底应该是其他股东还是公司本身?以前大部分的看法认为应列公司本身，有些西方国家也规定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是公司，但现实挑战了这一看法，因为实践中出现大股东起诉要求解散公司的案件，而同时大股东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　　据了解，目前在我国，多数人认为应将公司和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。
　　也有人认为解散公司之权在股东，公司无需列为被告。
　　还有人认为应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，其他股东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较好。
　　据悉，上海法院现在普遍是以公司的其他股东作为被告，考虑的是公司强制解散实际是强制解除股东间成立公司的合意。
　　总之，被告的适格问题争议颇大
　　还有，怎样理解“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，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”?由此引发的问题包括，发生严重困难或股东僵持达到多长时间方符合司法解散条件?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一种现实性还是可能性?等等问题都需要具体明确。
　　对界定经营管理发生困难，也需要进行一些列举式的规定，如公司已经无法经营，连续两年未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，公司的经理无法正常行使权力达到两年或三年，并且由此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或应得利益的重大损失等。
　　司法解散后的公司清算问题也是一个焦点新公司法规定，请求法院清算的只能是公司债权人，没有规定股东可以请求法院清算，只规定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强制解散。
　　但从实践来看，很多人都认为公司发生僵局如果仅仅判决到解散是很难解决问题的，有人提出法院应当一并裁决公司解散与清算，或在判决公司解散之后征求一下当事人意思，如果股东可以进行清算，则法院就没必要进行清算，如果双方当事人达不成成立清算组的意见，那么法院就应该组织清算，使司法解散判决真正得以履行。
　　此外，法院组织清算从理论上说是没问题的，但实际操作可能就成问题。
　　据上海法院的法官介绍，上海法院1995年到2005年案件数量从15万到30万，而法官人数才增加了150多人。
　　假如判决公司解散的案件比较多的话，法院的工作量就会很难完成，因为要求法院对解散的公司再进行清算，无异于要求法官再解决一个破产案件。
　　对此，有专家指出，可以成立专门的清算公司，从根本上解决法官不足的问题。
　　但如果股东没有权利请求法院进行清算，公司就可能走出一个困境又陷入另一个困境，如此司法解散的立法目的又何在呢?司法解散的审慎运用，到底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个非提不可的重要问题，除上述提到的内部救济(主要指私力救济)用尽是一个原则之外，不少人还提到了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，即不能让公司司法解散这一救济方式，成为小股东威胁大股东的一个手段，动不动和大股东意见不和，就闹着解散公司。

　　但是另一方面，也不能完全让大股东来压制小股东。
　　尽量维持企业续存，也是提到的审慎原则的一项要求。
　　一个企业的维持，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，通常是有利的。
　　企业的破坏会带来很多的问题，首先是股东利益的损失，还有很多社会问题，像债权人的问题、职工安置问题等等。
　　因此，一些法官都觉得有必要在判案时尽量把握维持企业存续的原则。
　　然而，不同立场就有不同观点。
　　有学者就提出，审慎解散从总体上来说是没有错，但审慎的解散必须要有背景。
　　如果实践中存在任意解散公司的现象，那么才需要坚持谨慎解散的原则。
　　但事实上，我们相当多的股东利益受到损害要求法院解散，却没有办法解散，这与立法本身的目的是相违背的。
　　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非常清楚地讲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，公司继续存在股东利益会遭受损失，这时候股东有权提起解散的诉讼，通常情况下提起诉讼就是在其他途径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才发生，难道这种情况下还不能解散吗?为什么一定要把不合的股东放在一起呢?所以，解散公司的审慎原则，还要从立法目的上去考虑，需要审慎，但要有度。
　　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非常原则的规定，引发了诸多既棘手又敏感的争议。
　　这种法律规定的缺陷，无疑尚需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加以丰富与完善。
　　但不管怎么说，公司司法解散肯定不是一个口袋，公司股东动辄就想寻求司法解散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。
　　有专家认为，公司股东如果想直接诉请公司解散，至少应先考虑以下问题。
　　第一，具有起诉资格的主体，应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%以上的股东，并且其已连续持有该股权一年以上。
　　第二，作为原告起诉的股东应承担证明公司僵局已形成的举证责任，其提交的证据应足以证明已发生公司僵局，如董事坚持不参加会议而使法定的或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无法召开等。
　　第三，其他救济途径用尽，如公司自力救济、行政救济都无法解决僵局等。